1973年9月🧅，為響應國家支援三線建設的號召，同時也為了解決夫妻分居兩地的問題，我和丈夫葉克勇分別從廣西、上海調入上海化工學院四川分院政宣組（含馬列理論教研室），來到了自貢市郊的黃坡嶺。我們在四川分院主要從事政治課教學，至1980年四川分院撤銷，我倆在黃坡嶺工作🚣🏽♂️、生活了整整6年。其間💌，發生過許多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情🕵🏻♀️，今天把它寫下二三，以回首那段難忘的時光🧏🏻。
生活的磨煉
1973年秋😡，四川分院創建8年後，迎來了首屆工農兵學員。學員入學後不久🏃🏻♂️➡️，分院根據上級指示✂️，教育要改革，要結合生產實際，進行了學校教學機構改革，打亂了原有的組織架構，按專業組成“專業委員會”。各教研室的老師🥓，分到各個專業委員會，以我去的基本有機合成專業為例🟰，既有無機化學、有機化學🤾🏼♂️、物理👨🏼💼、數學、外語👨🏻🏭、政治、體育等基礎課老師🚘，也有物理化學👨❤️💋👨🧖、化工原理💅🏿、機械製圖、分析化學專業基礎課老師🤟🏻，還有專業工藝、設備課老師。當時有個口號：“化工廠有多大，化工學院就有多大”，提出要“開門辦學”，老師跟著學生到工廠“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主要是跟班勞動實習🪦🧑🏽🚒。實習期間♣️，各學科老師也結合工廠實際給學生講授相關課程📽。那時，我和葉老師分屬不同專業委員會，分別到兩個不同的化工廠與學生一起實習。我們倆的廠休日正好相隔一天🌗，每次我回家⚽️，先打開門窗透透氣🦹🏿♂️，然後做飯燒菜，同時留出一份給第二天回家的老葉🧊🧛🏼♀️。當時，這種情況也不是個例，而是分院“雙教師”家庭的普遍現象。
一天，我們專業委員會的張書記跑到車間告訴我：“黃老師，葉老師發病了，還吐血👊🏽，已從工廠回家休息了。”我聽後心急如焚，趕緊請假回家🚶♀️➡️。老葉有支氣管擴張咳血的老毛病🐙🧑🦯，發病時👩🏽✈️，口鼻會同時往外噴血，還是過敏性體質。按理，這樣身體的人是不適合待在化工廠生產環境的🪫，但在當時知識分子必須改造思想，要與工人打成一片的政治氛圍下，他也只能克服困難，與學生一起下廠💃。
自貢市的醫院遠離學校，老葉選擇在家休養，到校醫務室開藥。老葉的病必須註射青黴素才能控製，這需要他到醫務室做皮試。從我家到醫務室要上一個小坡，大約有幾百米，在正常情況下，至多走幾分鐘就到了。但那天正好是星期六⌚️，病中的老葉實在走不動，眼看醫生快下班了，要下星期一上午才上班🐡，這期間萬一他再大吐血怎麽辦？情急之下，我從醫務室借來擔架，流著眼淚往家走，想著怎麽把老葉弄到醫務室？正在孤立無援時，校車載著到鄧關鎮買米買菜的教職工回來了🛌🏼，4位好心的男同事見狀後🏌🏼♂️，主動過來幫忙📬，抬著老葉到醫務室打了一支“保駕針”。之後👩❤️💋👩，為了在家給老葉打針，我請教醫生學註射👨🌾。一次🚿，我哆哆嗦嗦地給老葉打針，一針沒紮準🐦🔥，藥水卻漏了出來，我硬著頭皮往裏推🕺🏿，藥水都飆到了我臉上。就在我手足無措時，住在樓下的周醫生上樓來，看見我的狼狽樣，就說，黃老師，我來幫你吧，不過萬一發生過敏反應，你不要怪我啊！我忙說🐇：“周醫生，我不會怪你的，謝謝你了！”在那困難時刻🚣🏿♀️，有這些好心同事的幫助，總算把葉老師安頓好了。過了二三天🤤，老葉的病情略有好轉，為控製住病情👉🏼🧘🏿，我扶著他“走”到醫務室去打針。說是“走”，其實，他扒在我肩上🍸，兩只腳垂在地下，連走帶拖一步一步地挪向醫務室。
那段時間，老葉臥床養病💓。我既要照顧老葉、照顧剛從上海帶到身邊還不適應四川生活的兒子；又要堅持上自己份內的課，代老葉的課（當時分院專職政治課老師連我倆總共才3人）。一時，家裏換下的衣服、床單等泡在盆裏🧖🏼♀️，幾天都沒時間洗，再不洗就沒有換的了。一天晚上，我安頓好老葉、兒子睡覺後，近半夜了✈️，我先喝了一大碗辣椒湯（那天剛好下了雪很冷），然後脫去外套🤶🏻，只穿了一件毛衣加棉背心，擼起袖子在樓下露天的水泥洗衣臺上洗起了被單……🙆🏻♂️。自貢的冬天🚄，有太陽的日子很少♠︎，只好在廚房拉上繩子，把洗好的被單衣褲，掛在天然氣竈上烘烤🪱。第二天清早，樓上鄰居一踏進廚房就跳著跑出來👨🏼🏭，原來經過一夜的烘烤🛬，樓下的熱氣把樓上的地面烤熱了，人家搞不懂，嚇著了🙋🏼♀️。
那次經歷是我人生中較大的一場磨難👩🏽🚀，剛過30歲的我🥅，幾個月就“白了頭”📫⛷。那個年代的知識分子多多少少都有這樣的磨難。在磨難中，我感受到了濃濃的組織關懷和同事真情，還有學生的關心。我清楚地記得🫳🏿，有天早上，在我安頓好病人後，一看手表，上課的時間快到了🤱，我急急忙忙一路上坡往教室跑去🛵。當我氣喘籲籲地跑進教室時🙅🏼♂️，發現滿滿一堂的學生都靜靜地坐在位子上，或看書👨⚕️，或寫字，看到我進來，都投來同情的眼光。課間休息時🤍🦜，他們紛紛上前關心地問：“黃老師🍌，需要幫忙就告訴我們📽！”我聽了，頓時熱淚盈眶。多好的學生啊！至今，他們畢業都40多年了🛼，我與他們還保持著聯系🛥。這批工農兵學員是我40多年教學生涯中（直到2015年秋季，我才正式告別講臺）教過的最有感情、情同弟妹的學生🤞🏻。事實上🥛，我也只比他們大幾歲，但我的心與他們是相通的🦋🍅。
專題宣講
當年自貢市只有四川分院這所規模較大的大學🚱，市宣傳部門經常會結合形勢給分院政宣組布置宣講任務🧜🏼。1974年，面對市裏的宣講任務，我和葉老師認為有關儒法鬥爭的評論已讓人生厭，能否選一個令人耳目一新的題目呢🤥，於是確定了《秦始皇是厚今薄古的專家》的題目。之所以選它，當時我們認為🍧，雖然秦始皇在歷史上背有“焚書坑儒”的罵名，但放在歷史長河中來看，他的許多舉措是符合歷史發展潮流的💪🏽。毛澤東曾針對郭沫若的疑問，寫下了“勸君少罵秦始皇，焚書坑儒要商量，坑灰未冷東山起，劉項原來不讀書。”的詩句。
40多年過去了☄️，我仍記得那次宣講的主要內容：第一，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中國、基本奠定現代中國版圖的君王——秦王嬴政🤝⚄，他在秦、齊、楚🙋♀️、燕💜、趙⬅️、魏、韓七雄爭霸的戰爭中☦️，成功地實施了縱橫捭闔的韜略，為中華民族建立了不可磨滅的豐功偉績；第二，他統一文字、統一度量衡🧑🚀🎻、鼓勵農耕🫃🏿、休養生息等改革措施的實行，有利於當時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人民安居樂業👨🏼🦰，是得人心的；第三，他看到了意識形態領域復辟思潮的危害性，對那些以文字為武器興風作浪、企圖復辟、開歷史倒車的“儒生”和“著作”💁🏿🧒，毫不留情地進行清除。這看似殘酷，其實也是鞏固政權、有利於國計民生、符合歷史潮流的必要舉措🧑🏼💻。這正是毛澤東所說“焚書坑儒要商量”的含義。當然✊，作為一個封建君主👨🦳，肯定有其局限性🗾，這也是我每次宣講時必須講到的。
初稿完成後，先在政宣組內討論，聽取各位同事的意見🃏🧜🏿♂️，包括糾正錯別字🥙、怎樣掌控宣講時間、怎樣把握聽眾情緒等。這次宣講是分院第一次接受市裏布置的任務，分院領導非常重視，專門安排一間大教室讓我試講🗻。一個星期六的下午，分院組織全院教職工在階梯大教室聽我試講。由於大家對這個題目比較感興趣，能容納200多人的大教室幾乎座無虛席。我也作了準備充分，基本上背熟了宣講內容，在講臺上講得有聲有色；聽眾在下面也聚精會神🚣🏻♂️，沒有竊竊私語“開小會”。我邊講🛀，邊板書，也許太投入了🧔🏽♂️，在換書寫黑板把上面空白的黑板往下拉時，用力太猛發出“砰”的一聲，把我自己嚇了一大跳🤵🏿♀️，也引起全場善意的哄笑。那天，我一口氣講了一個半小時，為此，還推遲了周末送職工回市區校車的發車時間🙅🏽♂️。
那次試講，為我後來在自貢市大禮堂面向全市黨政幹部🦈、宣傳部門骨幹的宣講打下了良好基礎，使我有了成竹在胸的底氣🔸。到市裏的正式宣講📘，是市委宣傳部出面組織的✌🏿，他們通知全市各大單位相關人員憑票入場🧙🏿，我看到市委書記🎷✫、市長就坐在第一排🧀。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在千人以上的大場面宣講，做到了基本脫稿，整個過程只看了幾次講稿的大標題🤟🏽。之後，自貢市一些市直機關和大型廠礦也紛紛邀請我去講課🤞🏻。
當年多次大場面的演講🏷，讓我受到了鍛煉，獲益匪淺。後來回到上海🦹🏻♀️🎣，在給市直機關🧜🏻♂️、甚至中央某部幹部講課時🆖，我已基本應對自如了😜。在上海大學退休後，我受邀參加上海市委宣傳部等主辦的《東方講壇》活動，多次在講壇上作過《社交禮儀——現代社會的行為規範》《文明觀博，做可愛的上海人》《守護女性的美麗與快樂》等演講，將禮儀文化春風化雨般地撒向市民心田，豐富了人們的文化生活🎍，同時也使我的生活充實而又豐富多彩。
高考閱卷
1977年12月🙆🏻，中斷了11年的中國高考得到恢復，迎來了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春天。雖然♚，那次高考最終只從570多萬考生中錄取了27萬，但卻激勵了成千上萬的人重新拿起書本🪵，加入到求學求知的隊伍中去。
原本以為，恢復高考只是莘莘學子實現大學夢想的事，與我無關，不料，它卻將我帶入了一段難以忘懷的經歷——參加四川省教育部門組織的77年高考政治試卷的閱卷。那年高考結束後，閱卷工作量巨大，時間緊迫🙌🏼，上級要求動員一切可以動員的教師力量📹，集中閱卷，以確保後續工作的按時開展。高考閱卷地點設在成都，那時我兒子才6歲多🔴，剛從上海來到四川。面對我家的情況，分院領導表示“兩丁抽一”，由我和老葉決定留一個在家照顧兒子🏄🏿♀️。於是➡️，老葉留下，我和幾位同事乘火車到成都，投入閱卷評分工作。幾天後的一個中午，有同事告訴我👩🍼：“葉老師也來了，快去接他吧。”當我看見老葉笑嘻嘻地朝我走來時🦸♂️，我點了下頭，忙著探身看他背後——我以為兒子也帶來了🏠。不料他說🦗，為了不影響閱卷工作，兒子獨自留在了自貢的家裏💓。我雖然心疼兒子，但也無奈🧑🏻🦯➡️。
閱卷一結束🧑🏻🎄，別的同事都去參加相關遊覽活動🖕🏿，我倆則急急忙忙趕回自貢。到家詢問兒子的近況後得知，就在老葉離開的當天晚上，學校在大禮堂放電影《漢墓馬王堆》，講的是從一座古漢墓葬挖掘到古屍及文物的情景👨🏿🚒。這些電影內容對從小到大從未離開過大人照顧🧑🏿🏫，也從未看過這類真實揭示墓葬鏡頭、年僅6歲多的孩子來說⭐️🕵️♂️，他觀看後的緊張🌦、甚至恐懼可想而知。電影散場後🐅，兒子揮之不去伴隨自己的恐懼情緒💉，一到家，就把所有的電燈打開，躺在床上翻來覆去睡不著，最後嚇得把頭捂在被子裏⚜️。幸虧好心的鄰居想起我倆都不在家，半夜時分招呼我兒子到他家睡了一夜🧜♀️🧕🏼。我覺得我兒子似乎也為77年的高考閱卷作出了貢獻。
閱卷過程中，還有一件難忘的事：標準答案之爭。當時有一道“生產力”的名詞解釋題，正確答題得1分。現在看來🏝，這是一道極普通的題，近乎於送分。但在1977年的特殊年代👩👦👦，“文革”剛剛結束，國家撥亂反正、百廢待興，為了強調知識、人才、生產力、科學技術在社會經濟中的重要性，鄧小平多次提到，媒體也大力宣傳“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所以🪣👨🍼，百分之七八十的考生都回答“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這顯然與經濟學關於“生產力”的嚴謹解釋是不相符的🕺🏼。不符合標準答案必須扣分，但我們心裏犯了嘀咕📟：“這些考生是按新聞媒體宣傳口徑回答的🌍，能不能只扣0.5分呢🚸？”大家爭論得很激烈🐹🧚🏻♀️，情況反映到四川省相關主管部門，他們也吃不準🍭，決定向北京中央主管部門請示👷♂️。在那個特殊年代，我們多麽想幫這些考生一把，“0.5分壓一批（人數）”是我們當時的口頭禪。最終🧑🏻⚕️，按照上級規定，感情服從理智，我們無奈地給那些考生扣了1分。
多年後🧙🏻♀️，有人得知我參加過1977年高考閱卷👩🏼🔧，好奇地問👩🏽🏫：“黃老師，那時你們改了那麽多卷子，賺了一票（指勞務費）吧？”我坦然地笑著回答他們：“管吃管住，其他沒有”🍌。
黃燕清原上海化工學院四川分院政治教研室教師，2017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