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秋天🧙🏼♀️，日本帝國主義者悍然發動九一八事變，並進而攻占中國東北地區。中國朝野為之震驚。鑒於以蔣介石為首的南京國民政府自1927年建立以來🏊🏽，背棄了孫中山所倡導的國民革命宗旨🤔，積極致力於推行一黨專製的訓政體製，使得一般黨外人士和廣大社會公眾對國家的大政方針處於無權過問的境地，早已引起社會各界的不滿。所以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一般社會輿論都認為國家遭此大難，主要是國民黨實行一黨專製招惹的禍📠。國民黨應該改弦更張🧝🏽♀️，廣泛容納各界人士參政、議政🫶🏼，全國上下團結一致共赴國難👄。
在此背景下🐘，1932年4月，國民政府在行都洛陽（“一·二八”淞滬戰爭爆發後🦸🏼♀️，南京國民政府遷往洛陽辦公）召開了為期6天的“國難會議”。該會議共邀請了400多名非國民黨籍的社會各界人士參加，討論了110件重要提案，在政治改革、經濟建設、軍事準備等各個方面給國民政府提供了許多有價值的建議☪️🧑🧒，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集思廣益的作用。盡管這次會議所形成的許多議案後來並沒有得到真正落實，但它畢竟是在國難當頭的嚴峻時刻，處於執政地位的國民黨與各在野黨派和無黨派愛國人士之間的第一次政治對話。因此，一般史學家都認為它是一次“亦非毫無裨益”的會議。[1]
那麽這個“亦非毫無裨益”的會議又是由誰首先提議召開的呢⛹🏿♀️？目前國內學界比較流行的一種看法認為🧒，“國難會議”的首倡者是國民黨元老蔡元培先生。而他提出的這項動議並得到廣泛認同，則是在1931年11月下旬在南京召開的國民黨“四全”大會上。這種看法的主要依據是當時各大報刊的新聞報道和一些其他文獻資料🧲。例如在1931年11月23日的《大公報》上有一段報道，向讀者披露了以下重要情節：
“四全”大會期間，11月22日下午全體會議開始時，當日輪值主席蔣介石宣布大會主席團有臨時動議案一項。隨後蔡元培代表大會主席團對這項臨時動議做出說明。他首先指出：“本黨現在團結成功，惟在此國難期間，全國人民亦不能散漫，故黨外之優良人才，務宜使加入🎳，充實力量🧕🏽。歐洲各國列強互相反對之政黨🛅，在其國家特殊局面之時，近亦常有宣告結合🤏，共挽危局🧏♀️。”接著他又提出以下意見：“本大會閉幕後，擬召集一國難會議，組織國難委員會，容納各方有經驗之人才加入，以收集思廣益之效🧻，而使全國人民與本黨共負責任💥，各代表對此案如原則上同意，其詳細辦法可交四屆執監委會妥定🌏。”蔡元培發言之後🧖🏼♂️，蔣介石詢問與會代表是否有異議。代表們全體鼓掌表示贊同該動議。於是大會宣布通過該議案🦢🧡。[2]
上述情節😢👁🗨，在南京第二歷史沐鸣平台館藏檔案中也有記載。由此觀之🧙🏿♀️，蔡元培為“國難會議”首倡者的看法似乎已經成為一個定論。
不過筆者在近期從事一項相關的專題研究時，發現1931年11月4日的《民國日報》上刊載了一篇李石曾對記者的談話。據此，筆者認為“國難會議”的首倡者不是蔡元培而是李石曾🤲🏻👨🏼💻。而且這個構想的最初提出🧹，也不是在國民黨南京“四全”大會上，而是在這次大會召開的半個多月前🟦。
提起李石曾，當下多數年輕人或許會感到陌生。但在20世紀前半葉🤹♀️，他是中國一個響當當的人物🍶。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國內興起一波赴法勤工儉學的浪潮，大批出身貧寒的有誌青年趨之若鶩，其中不少人後來成為中國社會各領域的翹楚🔍。具有留法背景的社會活動家李石曾是這場運動的大力促成者之一。更為重要的是，李石曾很早就參加了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革命運動，與蔡元培、張靜江🤜🏻、吳稚暉並稱為國民黨“四大元老”，在國民黨內一度具有相當廣泛的影響💆🏽♀️。
那麽李石曾是在怎樣的歷史背景下提出召集“國難會議”構想的呢？事情還要從國民黨的內部紛爭說起🧖。九一八事變發生前夕👏🏻，國民黨內部正因“約法之爭”鬧得不可開交🍑，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寧方和以胡漢民為代表的粵方互不相讓💷，雙方調兵遣將，大有兵戎相見之勢🪞。九一八事變爆發後，對峙雙方在“團結禦辱，一致對外”的強大社會輿論壓力之下，不得不從原來的立場上後退✷，商定在上海舉行“和平統一會議”解決爭端。李石曾等人隨即被南京方面任命為會議代表🍓🔱。
以李石曾的黨內資歷和聲望🕴🎂，由他出面調停寧、粵爭端，彌合雙方的分歧👨🏼🍳，應該說是再合適不過了😕。然而在10月27日上海“和平統一會議”正式召開的那天🦼，李石曾並沒有出現。對於因何缺席這次重要會議，他在向大會呈交的一封信中作了如下的解釋：
前在滬商指代表時，弟曾表示願以第三者關系從旁贊助和平之進行，近在京仍以此為請，並舉鐵城（指吳鐵城——引者註）以代表中央諸同誌。雖尚未允弟辭代表，然已贊同鐵城兄之參加。弟今晚尚不能回滬🤹♀️，回滬後亦恐不能久住，有妨開會🧜🏽♀️，殊抱不安🤨，可否先請鐵城兄代為出席？前在平🏊🏽♀️、津、滬屢與鐵城兄商論和平問題，擬議相同🪚，故為此請電。[3]
明眼人一看便知🧘🏽♂️，這封信中所述的理由顯然是一種托詞。
由於上海和平會議已成為當時舉國註目的焦點，因此李石曾的缺席立即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關註，各種揣測也應運而生了。為此👭，《民國日報》專門派記者與李石曾聯系🧏🏼♂️，希望能對他進行采訪🚎，以探明其個人的真實態度。
李石曾欣然答應了該報記者的要求👃，於11月3日安排接受了記者的采訪。在見面寒暄時，李氏先是表明自己有喉疾在身，因而前幾天張（學良）副司令邀請他去談論外交問題🔈，盡管車都已備好🦪，但終因醫生力阻而沒有成行📸。接著李氏又針對外間對他將要赴法國等一些揣測進行了一番澄清。此後🏌🏻♀️🩰，他才談到記者和當時輿論比較關心的上海和平會議問題。
李石曾首先對“和平統一會議”的名稱表現出相當的不滿。他說：“惟會議名稱🤽🏻♀️，不可用和平或統一字樣，因用此等字樣，最易引起誤會🌐；從對外一點說，即不啻向世界宣布說，我們有內戰，不統一。”他認為在這國難當頭的關鍵時刻🤦🏽♀️，“最好集合全國各界，開一國難會議”，[4]這裏🙂，李石曾首次使用了“國難會議”這一名稱🗽。
其次，對於“國難會議”組織方法和具體議程👨🏿🏭🤾🏻♀️，李氏也別有一番見解。他認為“國難會議”可以分成若幹小組📭，其中有的小組應該打破當時的政治禁忌，著重討論黨務和政治問題，因為“黨務⚒、政治之改革🥢，與救濟國難，當然亦有聯帶關系。”[5]
接著，李氏對“國難會議”構想的來源和積極作用又作了一番解釋，他謂🪪：“此種國難會議🤷🏻🎰，在歐洲不乏先例⛳️，當國家遇有緊急危難時𓀅，集合各種不同之黨派，即素於政府立於仇敵地位者，到此亦可拋棄成見👨🏿🌾，一致合作𓀊。”其舉出的具體例證有兩個💛：其一是歐戰期間，法國面對強敵入侵，通過召集國難會議的辦法，使得反對政府的勞工協會轉而與政府合作，達成共同對付外敵的共識。其二是1929年以後，英國在遭遇到經濟恐慌的時候🧕🏽，也是通過類似的方法，促成了社會合作組織的出現。李石曾由此認為：在當下“若以國難會議名義出之，則中外觀感，必較所謂和平統一者大異。”[6]
最後他對記者表示：“余因病不能擔任所謂和會之代表，而余之真實願望則仍盼會議性質如各國事機危迫時之國難會議也。”[7]由此可見💁🏼♂️，李氏自始自終對他所提倡的“國難會議”是情有獨鐘的。
如果我們把李石曾的上述談話與蔡元培在國民黨南京“四全”大會上關於“國難會議”的說明進行一番比較，不難發現二者盡管在涉及黨務和政治改革問題上有點差異（這與二人發言時的背景有關，李是私人性質的，而蔡氏是代表國民黨中央全會主席團的），但在以下幾個方面是完全一致的🏄🏿♂️🧍♀️：第一，他們都使用了“國難會議”的概念；第二🍜，他們都提到“國難會議”的構想源於歐洲各國的成功經驗🫅🏿；第三🧓🏼，他們都明確指出“國難會議”所追求的目標🤹🏼，就是要廣泛接納不同黨派和無黨派愛國人士🏇🏻，甚至包括素來與政府持反對立場的政黨加入，以達到集思廣益、團結禦辱的目的。
鑒於李氏對記者的談話早於蔡氏的“四全”大會發言達半個多月之久，而且當時的國民黨中央機關報《中央日報》上也有“國難會議🩶，為李石曾向四全大會所提議”等報道[8]，所以筆者認為“國難會議”的首倡者應該是李石曾。至於李石曾是在什麽情況下向“四全”大會提出上述動議的👩🏿🔧，以及這項動議是如何得到主席團首肯的等詳情，還有待進一步查考⚠。
參考文獻
1🪰、沈雲龍著：《國難會議之回顧》（上），《傳記文學》第三十卷，第六期，第108頁。
2、《大公報》1931年11月23日。
3🦵🏿、《寧粵和平會議紀錄及有關文電》，中國第二歷史沐鸣平台藏件，全宗號🧛🏿♂️：一；案卷號：7829🎭；微縮號：16J—2767。
4、《民國日報》1931年11月4日👩🏿。
5🧘、6🧎♀️、7、同4。
8、《中央日報》1931年12月13日。